暖阳透过斑驳的树叶轻洒路面，沿着未名湖畔的小径一路向前，记者来到红楼灰瓦的朗润园西所——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办公驻地。一入庭院，静谧清幽，甬道的对面便是苗润博的办公室。三面书架，四部灿然，中间是他的书桌，上面放着厚厚一摞史学史方面的文献。“我正在备课”，苗润博微笑着说。

【资料图】

苗润博讲解辽金时代的地区格局

爽朗、真实、不拘一格，这是苗润博留给记者的最大印象，一杯热茶、几张座椅，就足够畅聊一整个上午。他身上外化着的对历史研究和教学的热情，与这座庭院的沉静互相交融。随着访谈的徐徐展开，“却顾所来径”，一位学者的成长与思考已然呈现出翠微之色。

“我真切地感受到，天上有一个人在看着我”

中学时确立了对历史学的兴趣，本科期间就得到名师青睐并拜入门下，成为中国辽金史大家刘浦江先生“临终托孤”的得意弟子，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85后”优秀青年教师。如果只把这些高光的瞬间勾连起来，苗润博走过的路显得十分平稳顺畅。然而，当被问到是如何走上历史学研究的道路时，他思考再三后回答道：“我不典型、不足为训，好像有点天生‘反骨’。”

苗润博出生于河北省张北县，地处农牧交错带的坝上草原，是辽金捺钵重地，也是元朝中都的所在。不同文化长时间的碰撞与交融构成了家乡历史的基调。“为何会有胡汉之别？”“不同的人群彼此如何看待对方？”这类问题也成为他最初对宋辽金元史产生兴趣的起点。

中学时代的苗润博学习成绩优异，却也不蹈故常。看似斩截实则模糊矛盾的历史课本常让苗润博感到困惑，“自古以来”“只有……才能……”的叙述给他带来一种无所遁形的被支配感，每每忍不住向老师提问，得到的回答却是：“这样的问题显然不是中学阶段能够回答的，如果愿意，你可以去读历史学的研究生。”怀揣“真正的历史和历史学是什么模样”的懵懂设问，苗润博考入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上大学后的苗润博也并不算是典型意义上的“好”学生，他为自己找到的学习节奏是读书尽量广泛，上课尽量精简。在实际操作中，教室往往让位于图书馆，翘课是家常便饭，系统性的自主阅读逐渐成了他每天坚持的习惯。阅读的范围除了历史学的专业书籍外，还包括人文社科领域的经典著作，从中得到的滋养构成了他后来十数年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底色。而对于少数“看对眼”的课程，苗润博则给自己定下硬任务：每次课后争取能向老师提问，最好能挑出一处课程内容的纰漏。大一下学期的“中国古代后期史”课上，他遇到了自己的启蒙恩师王晓欣老师。王晓欣研治元史及北方民族史，不仅在专业方向上对苗润博影响很深，更让他早早就将是否会做实实在在的考证树立为检验史学是否入门的标尺，这一观念至今未改。

刚上大三时，苗润博从天津来到北大，旁听了一次历史学系刘浦江教授开设的“中国史学史”课程。课后，他借提问之机自报家门，并指出刘浦江论著《松漠之间》用过的一则史料存在问题。年少的苗润博并没有意识到这会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他只是故作镇定地与老师“侃侃而谈”了半小时，随后又在地坛书市上逛了一圈才乘车回到天津。第二天，复归南开日常的苗润博想起给刘浦江发邮件致谢，没承想刘浦江回复他的开篇第一句就是：“我一整天都在找你。”

就这样，苗润博被允许每周来朗润园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参加刘浦江为研究生开设的“《辽史》读书课”，并在后来保研成为他的入室弟子。2022年是中古史中心成立40周年，师门大师兄在纪念文章里重提了这段“进京踢馆”的佳话。也正是在这个阶段，苗润博接受了刘浦江严谨、系统的学术训练，在宋辽金史基础文献的发掘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得到学术共同体的高度评价。遗憾的是，苗润博刚上博一时，刘浦江不幸罹患重疾而辞世。在病榻前与同事们道别时，刘浦江郑重嘱托：“我有一个学生日后必定超过我，一定要把他留住”。

这是无上的荣誉，也是巨大的压力和鞭策。从2015年1月刘浦江去世，到2020年8月苗润博正式入职北大历史学系，五年半的时间里，他仿佛提前被放在了聚光灯下。从“进京踢馆”到“临终托孤”，再到留校任教，旁人或许可以轻松勾勒出一条看似自然的叙述链条，但实际过程中经受了怎样的考验和重压，只有他自己知道。2018年2月下旬，距离博士论文匿名评审仅剩两个月，苗润博统计了电脑中成型的文稿，仅有五万字，按常理只能申请延期，但他硬生生在送审前又赶出了二十万字，顺利毕业并获评当年的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当被问及是什么支撑了那段最煎熬、最困难的“炼狱”生活时，他深情地回答：“我真切地感受到，天上有一个人在看着我。”

“用一流的科研成果 为一流的教学服务”

苗润博现担任历史学系2021级本科生班主任，他格外在意这个头衔。在他看来，大学教员一身二任，但首先是一名老师，然后才是一名学者。当班主任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和学生一对一、面对面聊天超过一百个小时，他想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帮同学们理解大学是什么，知道北大历史学系最希望传承的东西是什么。入职不到三年，他主动开设六门新课，备课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工作时间，这些课程很多都是刘浦江曾经开过而后中断多年的，例如“中国史学史”“《四库全书总目》研读”“《三朝北盟会编》研读”“辽史研读”“辽金史研究”等。

在苗润博眼中，“北大老师最大的幸运同时也是最大的责任在于，可以用最一流的科研成果来为最一流的教学服务”。历史学系2022级硕士生孙润泽担任了苗润博秋季学期“中国史学史”课程的助教，开学前一个月，苗润博就主动找到他，讨论课程大纲与作业安排。每节课后，孙润泽都会按照苗润博的要求，收集大家的听课感受和意见建议。孙润泽说：“苗老师的情绪与工作重心几乎全围绕这门课展开”。备课时，苗润博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争取每节课至少有一处言人所未言，解决一个未曾解决的学术问题。”课上，他也会毫无保留地将新想法袒露给学生，并明言“这个问题以前是笔糊涂账，我昨晚备课时刚刚搞明白”。如果哪一堂课没有找到“爆点”，前一天他会整晚睡不踏实，下课之后也忽忽若有所失。在他看来，每一堂课都是独一无二的情境，此时此地无法重新来过，因而不想留下遗憾。在讲完司马迁《史记》一节后，北大树洞上出现了这样的评论：“一生所凭惟史笔，千载谁堪作谤书！苗润博老师的中国史学史，可以说唤起了我沉寂已久的关于史学的浪漫想象与激情。”

一次课上讲到辽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四时捺钵制”，介绍完基础史料与前人成果后，苗润博停了下来，大声提问：“这里面是否存在问题？”同学们面面相觑，不知他所指为何。“这里面有一个根性的问题，契丹人是否天生就具备四季观念？是否一定会按照农耕社会的节律来安排生产生活？”通过史源学的追索，对《辽史》中“权威”记载的拆解，苗润博发现这一制度的叙述框架来源于一个从辽朝跑到宋朝的汉人的记录，后来为元朝末年修《辽史》的史官所承袭，后世学者因为文化滤镜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套汉人的叙述逻辑，却忽略了游牧者的世界通常只有冷暖两季以及与此相应的迁徙节律。用定居的思维去理解游牧，用后世的思维去理解当时，大概是我们最容易出现的误区与偏见。“反思人类的思维局限，推展人类思考的边界，正是历史学最核心的旨趣。”苗润博说。

原本为本科生开设的“中国史学史”与“辽金史专题”，却常常会吸引一众旁听的研究生。“苗老师的课会给人一种怦然心动、眼前一亮的感觉！”来自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博士生卢多果回忆起自己多次被震撼的经历，不无感慨地说，“能够听苗老师的课是一种幸运，每堂课都有发覆的感觉”。

如果说课堂是教师与几十位学生的互动，那么在苗润博的办公室，则更多是一对一的交心。“这间办公室，就是当年刘浦江老师的办公室。系里安排给我，我明白师长们的深意。”他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的诞生过程。那是十年前的冬天，北京下着鹅毛大雪，刘浦江每天骑着二八自行车从家中赶到办公室，手把手带着他从篇章结构、引用规范、专业表述等各个方面逐字讲解、修改，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整整连续五天。“有一次，路途中刘老师还在雪地里摔了一跤。”说到这里，苗润博一时语塞。

“刘老师怎么教我，我就怎么教我的学生。”苗润博如是说。当年上大三的孙润泽的一篇习作，前后被他足足改了13稿才过关。“回忆起每次在苗老师办公室，从午休到晚饭长谈四小时的情况，真是紧张而又充实。”孙润泽感慨。历史学方法有些可以像师傅带徒弟那样，手把手地教，实实在在地传递，示人以轨辙，授人以渔，然而苗润博深知，精神需要传承，但是不能完全复刻。“老师的责任在于将历史学方法可视化、路径化，这是第一层。再往下，就要看个人的天分、关怀和思想了。”

“以身体之，耳鬓厮磨”

苗润博曾经有一次意外“出圈”，那是在2021年9月，他以本科新生班主任的身份，在开学典礼上作题为“历史学人的价值坐标”的致辞。这篇文稿不仅在历史学系学生的朋友圈里广为传播，还被《北京青年报》等公共媒体转载。

苗润博从小喜欢读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以至于如今的他常以侦探工作类比历史研究。在寻常人眼中，历史是写好的，要被记住、被接受的。但在他看来，任何历史叙述都是待检验的，好的历史学家更像是一名侦探，从“犯罪现场”尽可能还原真相，这也是研究历史最基本的意义。因此他的课程非常注重实操。苗润博的课极少设置论文写作，比如“中国史学史”期中考核有一项叫“修史实践”，由他指定《明史》中没有传记的若干人物，让学生分组合作，设立微型“史局”，选择其中一位立传。苗润博希望通过这种别开生面的学术训练，让同学们体会古人修史的真实情境，对于史书的生成过程有具体而切实的理解。该课程另一项考核是“论文批评”，要求学生从历史学最权威期刊《历史研究》中选取一篇论文，逐条检核引文、出处是否正确，论点与论据之间是否互相支持。这项训练传承自刘浦江，旨在引导学生在揣摩学术规范的同时，树立敢于批判、挑战既有权威的理念和方法。“历史学之所以能够持续创新，关键就在于批判性思维和反思性重构。”苗润博说。

“以身体之，耳鬓厮磨”是苗润博在参加历史学系研究生会举办的教师茶座后留下的寄语。2021级历史学系本科生王姣回忆道，第一次去苗润博的office hour，就被一句“跟着课程要求读二手论著，在我看来不能算真正的读书”给镇住了。“功利性阅读从来都是碎片化的，可以应付课程，却难以餍足志学之心。自主性阅读，特别是系统性地阅读原典，才是真正的读书。”在苗润博看来，学生是否真正对学问有感觉，是通过与原始资料、古典文献耳鬓厮磨慢慢磨出来的，学术的根基、养分与门槛、路径都蕴含其中，惟有以身体之，方可能将它内化为自己永久的精神资源。

苗润博有课后和学生一起吃饭的习惯，在他看来，这是与同学们深入接触的好机会。一次“辽金史专题”课后，他与两位选课学生同桌吃饭，两人同为历史学系大三学生，却互不认识，问及原因，答曰：“我们一个研究宋史，一个研究元史……”这件事对苗润博触动很大，过早、过细的断代意识成了学生力争上游、抢占“内卷”阵地的手段，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他希望能让同学们尽量跳出断代史的畛域，从更大的视野去思考问题。“断代研究可以呈现历史的剖面，训练学生深入历史的感觉和技能，但如果没有贯通的关照，一头扎进断代里，很难做出大学问。”苗润博说道。在“《四库全书总目》研读”课上，他鼓励同学们选择自己不熟悉的文献去做课堂展示，引导他们在长时段的脉络中观察文献本身的义例及学术风气、历史情境的流变。“研究者处理的个案，不应成为自我设限的藩篱，而应该关注它在多大程度上照亮、推展了整个人类思考的边界。”

“起初，我们总是害怕自己没办法达到苗老师的要求。接触久了，才发觉苗老师很可爱。”王姣说，课堂上，他很严肃，会结合最前沿的研究成果，直接向学生犀利发问，不留一丝“情面”；课堂下，他活泼有趣，和学生一起聊旅行、聊运动、聊美食，还会谈起妻子是自己初恋的美好。师生之间的距离拉近以后，同学们发现，历史学的精义不仅藏在典籍著作里，也在老师的言谈行止之中。一次，苗润博带领本科班上的几位学生到河南濮阳开展社会实践。站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宋回銮碑前，苗润博手指残碑，眼神一下明亮起来，生动地再现出宋仁宗立碑前后的种种历史场景。王姣边听边抬起头，看到碑上的“群胡”二字时，“仿佛能想象到契丹使臣经过此碑时的心境”。苗润博对历史学最纯粹的热情感染着学生，让更多人相信，在现在这个谈论关怀都显得奢侈乃至奇怪的社会里，人们依然可以去触碰人文的魅力。

“北大培养的不是优秀、精致的工匠，而是具有深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的学人。”苗润博说，教学一方面是专业训练，另一方面是人文关怀，他希望同学们如同骑自行车一般，用两个脚蹬子骑行，这样才能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扎实、走得更远。

行至今日，如果让苗润博从自己过去的求学、教学经历里选取几幕最珍贵的瞬间，有一幕一定能够上榜。那就是当他站在讲台上，台下是一群充满朝气的脸庞，在他讲到激动处，捕捉到学生眼中闪烁着兴奋亮光的画面。当苦思冥想的课堂“爆点”、新鲜出炉的头脑风暴呈现在教学中，呈现在与学生的交流里，在相互感召中产生碰撞、激起波澜时，他会格外心满意足。孙润泽说，“苗老师偶尔会跟我们讲，他不是‘不求回报’，他恰恰热切地希望能够看到我们的反馈”。

未来，苗润博想开一门全校通选课，名字就叫“史学通识”。“我想多做一点，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理解历史学的思维方式，去发现历史学的现实关怀究竟在哪儿。”在他看来，真正有意义的历史学问题，起点一定是对现实世界中活生生的人的关心，而终点又必须是超越地域、超越古今、具有恒久价值的。在做一名好老师，影响一个又一个鲜活个体的过程中，他也在拥抱更为广大的世界。(本文原载于第1628期《北京大学校报》第1版)